澎湃思想周报｜哥伦比亚税改引抗议；石油时代的“最后之人”

哥伦比亚示威：对抗不平等与深化社会分裂

2021年美洲杯足球赛原定由阿根廷与哥伦比亚联合主办，但在5月21日，哥伦比亚失去了承办资格。这一体育事件背后，是该国新一轮新冠疫情的蔓延，以及自4月底以来与疫情同步爆发的全国性抗议活动，加剧了社会动荡。

4月28日，总统杜克宣布将推行新的财政改革方案，计划增税并削减政府开支，此举迅速点燃了民众的愤怒。尽管杜克在5月3日宣布撤回原方案，承诺将基于“政治共识”重新起草，财政部长也因此辞职，但抗议并未平息。相反，杜克随后的强硬立场及警方在应对示威时的暴力手段，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

2021年5月6日，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民众持续参与街头抗议活动。

哥伦比亚上一次大规模税制改革已是九年前的事。此后，人口持续增长，贫富差距却不断扩大。国内虽与反政府武装达成和解，但有组织犯罪率上升；同时还需应对因内政危机涌入的约180万委内瑞拉难民。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更使该国局势恶化：公共卫生系统不堪重负，去年实施的封锁措施对贫困及普通家庭生计造成严重冲击。截至目前，该国累计确诊病例超过270万，死亡人数逾7.5万。

政府推出财政紧缩政策，可能是为了维持财政平衡与国际信用评级，但引发的抗议规模恐怕超出当局预期。4月底至5月初，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罢工导致货车停运，必需品运输受阻。政府试图淡化冲突的严重性，将矛头指向所谓的“城市恐怖主义”和有组织犯罪。在波哥大、麦德林及冲突最激烈的卡利，大量公共设施受损；截至5月3日，抗议已造成19人死亡、800多人受伤。当局多次强调抗议对疫情的影响，国防部表示将增派人手确保抗疫物资供应。

然而，抗议活动至今仍在持续。近一个月的全国示威中，学生团体加入罢工行列，与工会等组织一同要求与政府对话。参与抗议的城市工薪阶层和中产阶级不满足于税改方案的撤回，更要求当局推出进一步改革，解决长期存在的不平等问题，并遏制暴力犯罪——后者正是杜克归咎的对象。警方对示威者的暴力镇压也是抗议持续的原因之一，前总统桑托斯已公开呼吁杜克对警暴承担责任。

据半岛新闻网援引观察人士分析，哥伦比亚此次全国抗议源于长期的社会不公与暴力犯罪，这两者在疫情期间加剧。同时，疫情持续冲击社会与医疗系统，造成巨大损害。警暴问题的出现，预计将进一步恶化民众与政府间的互信。

除了警民冲突，这场全国危机还暴露并加深了另一层面的社会不公：阶级分化。据《卫报》报道，哥伦比亚社会长期存在严格的等级秩序，城乡差距及土著与非裔族群被边缘化的问题尤为突出。虽然反对社会不公和暴力犯罪也是土著居民的核心诉求，促使部分土著人加入和平示威，但“市民”与“土著”之间的历史差距在持续示威中被放大。

在卡利，罢工者设置路障，并向富人区推进，却遭遇另一批武装平民设障阻拦，甚至有来自富人区的武装人员向示威者开枪。此类情况在当前的抗议中并不罕见。当局将焦点放在有组织暴力犯罪及乡村地区的左翼游击武装上，有意淡化贫富矛盾，针对原住民的暴力也因此未受有效制止，因为他们多来自农村，在种族、政治利益和公共安全考量上被视为非“市民”。

卡利一所大学的教师卡洛斯·冈萨雷斯指出，当局未能意识到许多抗议者来自城市中产阶级，而非农村游击武装。另一方面，受访的富裕阶层将警察视为自身及国家的保护者，这反映出该国深刻的社会矛盾与认知偏差。

事实上，土著居民在哥伦比亚长期遭受污名化和种族歧视。至今，他们仍常被指控为贩毒集团或农村游击武装工作，这加剧了社会分层。尽管土著人与城市中产阶级有类似的政治诉求，如反对社会不公和有组织犯罪，但即使这些议题得到当局重视并解决，土著人也未必能分享到成果。

当前，哥伦比亚似乎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长期的结构性社会问题未解，疫情加剧了不公与犯罪，而示威抗议又拖延了应对最新一轮疫情的进程。5月20日，邻国巴拿马宣布将暂时关闭与哥伦比亚的边境，以防疫情扩散。此前哥伦比亚曾重启边境与航运，但疫情恶化令巴拿马不敢掉以轻心。如今，哥伦比亚当局面临持续爆发的疫情，其所指责的有组织犯罪正以另一种方式撕裂社会。杜克总统及其政府需要做的，或许不止于推出一份基于共识的财税改革方案，还需提出更多有说服力的措施，哪怕是设想，以安抚民众和这个长期受不公与暴力摧残的社会。

参考资料

“Colombia protests leave 19 dead, more than 800 injured as strike continues”. The City Paper Bogota: http://thecitypaperbogota.com/news/colombia-protests-leave-19-dead-more-than-800-injured-as-strike-continues/27340

“Colombia mass demonstrations ‘reflect a deep national crisis’”. Aljazeera: https://www.aljazeera.com/news/2021/5/19/colombia-mass-demonstrations-reflect-a-deep-national-crisis

“Colombia’s class war turns hot on the streets of Cali”. The Guardian: https://www.theguardian.com/global-development/2021/may/19/colombia-class-war-cali

“Colombia: Controversy and violence greet Indigenous protesters”. Deutsche Welle: https://www.dw.com/en/colombia-controversy-and-violence-greet-indigenous-protesters/a-57588268

“Panama says will temporarily close border with Colombia over COVID-19 risk”. Reuters: https://www.reuters.com/world/americas/panama-says-will-temporarily-close-border-with-colombia-over-covid-19-risk-2021-05-20/

石油时代尾声中的沙特阿美

5月初，自由记者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耶在独立媒体东方二十一发表评论文章，题为“沙特阿美：石油时代的最后坚守者”，分析了全球最大石油生产商沙特阿美如何在全球经济逐步脱碳的背景下持续获利，并致力于使沙特成为石油时代尾声的引领者之一。

沙特阿美的油田生产设施

卡斯特利耶从空客公司2020年9月发布的三款概念机谈起。新冠疫情给民航业带来空前危机，促使空客启动名为ZEROe的未来计划：目标在2035年推出首架“零排放”飞机。该公司宣传视频展示了三种氢动力飞机设计，其中包含可搭载200名乘客的翼身融合机型。技术进步为航空公司减少碳足迹带来希望，但“绿色氢”（通过可持续能源电解水获得）仍被认为成本过高，缺乏商业可行性。

对于航运、采矿、钢铁、塑料和水泥等难以脱碳的行业，石油依然不可或缺。英国石油公司预测，到2050年，全球石油日消费量可能仍在3000万至9500万桶之间。BP承诺到2030年将油气产量削减40%。石油输出国组织则预计，到2045年，全球原油日产量将达1.09亿桶。

作为全球最大原油出口国，沙特阿拉伯从缓慢的全球脱碳进程中看到了持续获利的机会：“我们认识到可持续能源解决方案对加速平稳的全球能源转型至关重要……但现实是，这需要时间，因为在许多地区石油替代品有限。”沙特阿美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阿明·纳赛尔在2021年3月如此表示。这家被视为沙特摇钱树的石油巨头，供应全球十分之一的产量，并期望在未来50年满足中国的能源需求。

沙特阿美拥有开采相对浅层石油储量的优势，使其生产成本全球最低，仅为俄罗斯的一半，比美国页岩油低近三倍。过去几十年航运成本的下降增强了其竞争力，确保了利雅得在损害环境的同时出口“低成本”原油的能力。石油生产占全球海洋贸易碳排放的四分之一。

卡斯特利耶进一步剖析了沙特阿美宣扬的“清洁污染”概念。该公司强调其生产的石油是全球第二“清洁”的，仅次于丹麦，因此有理由在石油时代尾声扮演关键角色。这种“低碳”论述基于一项由沙特阿美共同资助、2018年发表于《科学》杂志的研究，该研究分析了占全球产量98%的8966个活跃油田的排放。文章结论称，每桶沙特汽油在开采、处理及运输过程中排放27公斤二氧化碳，为全球第二低。据此，该公司声称，到本世纪末，使用低碳原油可能减少至少180亿吨碳排放。但与全球能源相关碳排放量相比，这一数字微不足道：自2000年以来，碳排放量已近600亿吨。美国莱斯大学贝克研究所能源专家吉姆·克兰认为：“沙特阿美希望公布这些数据可以理解。这有助于塑造良好形象，并使其宣称使用沙特石油的碳排放低于其他来源。”

通过这种“矮子中拔高个”的论述，沙特阿美避开了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问题。研究现代社会系统脆弱性、能源与环境约束的专家亚瑟·凯勒指出：“坚持走到石油工业文明尽头的‘最后坚守者’策略是一种异端。我们正在突破地球极限，玩火自焚。现在应关注核心问题，即我们星球的可居住性……考虑到气候崩溃将给该地区带来的损失，海湾国家自私顽固的牟利行为更令人震惊，因为该地区将承受所有后果。”事实上，科学研究表明，阿拉伯-波斯湾地区可能在2070年后变得部分不宜居住，尤其在夏季。

卡斯特利耶接着分析道，在全球减产的背景下，沙特阿美却在扩张。

致力于分析气候变化对金融市场及化石燃料投资影响的智库“碳追踪者”称，为实现巴黎协定目标（特别是将温升控制在1.5℃以内），主要上市油气公司到2040年需减产三分之一。

自1965年以来，沙特阿美是全球最大的公共污染源，碳排放占全球4.8%。然而，该公司反其道而行，计划将石油日产量增至2.13亿桶，比2020年4月创下的纪录高出100万桶。其目标是抢占西方竞争对手因舆论压力减产而让出的市场份额。除非决策者效仿美国西方石油公司的做法——该公司今年1月宣布向印度出口200万桶100%碳中和石油，这是全球首次，但这一华而不实的声明实为通过购买碳信用抵消排放。这种做法受到批评，不仅因补偿方法缺乏透明度，还因它助长了“更清洁污染”的观念。

亚瑟·凯勒认为，沙特阿拉伯是少数拥有“强大杠杆”能力的国家之一，能引导国际对话朝向深刻转变经济体系与生活方式。“理想情况下——但这需要极高的意识形态信念，近乎白日梦——产油国联盟可通过宣言向世界发出强信号：‘我们将提供必要石油，以确保向尽可能脱碳和脱塑的文明过渡，那些致力于雄心勃勃社会转型计划的国家将享受优惠关税。’”

卡斯特利耶进而批评沙特阿美运作缺乏透明度。

尽管沙特阿美努力在能源转型中扮演受尊敬的角色，但在首次公开发行1.5%股份时，却难以兑现透明度承诺。该公司在上市说明书中吹嘘的碳足迹实际被低估达50%，因未计入许多炼油厂和石化工厂的排放。虽然承认错误，但仍拒绝将合资企业工厂纳入碳评估。持有该公司股份的沙特商人萨利赫·奥马尔表示：“环境法规尚不严格，对于像沙特阿美这样掌握沙特命脉的实体，我们不能施加过于严格的规则。”

沙特阿美也是最后几家拒绝披露Scope 3排放量的大型上市石油公司之一。（温室气体排放计算分直接排放Scope 1、基于电热使用的间接排放Scope 2和其他间接排放Scope 3。Scope 3涉及产品生命周期中的交付、运输、使用、报废等阶段。）这些通常占石油公司总排放量的80%以上。彭博社估计，沙特阿美排放量占全球总排放的4%。然而，海湾石油公司并非唯一缺乏透明度的企业。直到今年，美国埃克森美孚才首次公布其Scope 3排放数据。

这些做法使政府与工厂无法获得“绿化”碳足迹所需的基本数据，并影响公共健康。据美国环境保护署称，石油和天然气行业是“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包括有毒大气污染物）排放的最大工业来源”，被怀疑会导致癌症和呼吸系统疾病。

卡斯特利耶最后写道，在沙特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对异议的镇压，剥夺了公民要求沙特阿美承担责任的可能性。此外，该地区政府对公众辩论的严格控制削弱了公众对石油行业长期影响的认识。

波士顿咨询集团的一项研究显示，尽管环境意识在提高，但“很大一部分”人口仍“无知”。在18至24岁年轻人中，近一半声称从未听过或不确定“碳足迹”的含义。这种无知使沙特决策者无需面对棘手辩论，也不必解释成为石油时代“最后坚守者”所需的人道代价。